譯聯10年翻譯品牌，20000家企業見證深圳翻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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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達在翻譯理論方面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動態對等” ( 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則， 運用交際理論和信息論的原理，將焦點從傳統的譯文與原文兩個文本的比較轉移到兩個過程的比較,使人們注意到影響信息接收的各種語言和文化因素。
“動態對等”具體是怎么一個翻譯原則呢？下面摘譯的部分論述可以供您參考：
過去，人們往往主張以教育的手段來提高讀者的閱讀能力，然而現在，在翻譯所有大眾文學的時候，常規的做法是，把同一原文譯成不同層次的譯文，這樣，不同閱歷水平的人就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選擇相應譯本。比如，美國圣經學會，正在著手以三種譯文形式，把《圣經》譯成西班牙語：一種是傳統型的，對象是目前新教教徒；另一種在性質上更為現代化，難度也更大，對象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非教會成員；第三種，使用非常簡樸的西班牙語，對象
尤其是那些初識文化、平時又和新教教會少有接觸的人。
翻譯求動態對等，而不求形式對等，是建立在“等效原則的基礎之上。這樣的翻譯，與其說關心的是接受語與原語兩種語言間信息的匹配，不如說更關心它們間的動態關系，即：譯文接受者和譯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大致相同。
動態對等翻譯的目標在于表達自然，絲毫不留痕跡, 力求把原語文化背景下的行為模式轉換成譯入語文化背景下相關的行為模式，...在用現代英語翻譯的作品中，也許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能體現追求等效的。
過去，翻譯的焦點是，如何保存信息的形式，譯者往往以能夠復制原文特有風格（如節奏、韻律、雙關、交錯配列、平行結構、怪異語法）而自鳴得意。然而，如今的焦點已經從信息的形式轉移到信息接收者的反應。因此，譯者必須抉擇的，是接收者對翻譯信息的反應。這個反應又必須與推想的原文接收者在原語背景下的反應加以比較。甚至那個古老的問題：
“這個翻譯正確嗎?”也必須換另一個問題來回答，即：對誰而言呢?
談到翻譯，對于普通人來說，是否能用一種語言里潛在的等值物來代替另一種語言里實際的等值物，這也許是爭論最激烈的一點了。他難以想象，那些從未見過“雪”的人能讀懂《圣經》里關于雪的描寫。如果那個民族不知“雪”為何物，他們怎能會有一個詞來指代“雪”呢?并且，如果他們沒有一個詞來指代“雪”，那么，《圣經》又怎能翻譯呢?....許多語言里都有等值的成語，比如：“白如鷺羽”或“白如蘑菇”；或者它們還可以用非比喻的短語，諸如
非常非常白”來表達“白如雪”這個概念。其要點是，是否用“雪”這東西來表達，并不影響該句話的意思。
要保持信息的內容，語言的形式就必須改變：如果所有的語言在形式上都是不同的（不然它們怎能叫做不同的語言呢! ），那么，為了保持信息的內容，改變語言的形式就再自然不過的了。
翻譯的實質，就是用最貼近自然的譯文語言再現原文信息，首先在意義方面，其次在風格方面。
顯然，奈達是主張意譯的。他的極端的歸化的做法曾引起不少批評。在后來的《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里，奈達對他的翻譯思想做了一定的修正。比如，將“動態對等”的提法改成“功能對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并特別提出了改變語言形式的5個條件：
1.當直譯傳遞完全錯誤的意義時；
2.當引人外來語形成語義“空缺”，并因此有可能被填入錯誤的意義時；
3.當形式對應引起嚴重的意義晦澀時；
4.當形式對應導致明顯的非原文作者之意圖的歧義時；
5.當形式對應導致不合譯文語言語法或文體規范時。
奈達的翻譯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初被介紹進人我國，也是我國實行開放政策后最早引進的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他的理論像一股春風席卷了中國整個翻譯界，引發了廣大翻譯工作者對西方翻譯理論的濃厚興趣與密切關注，從此打破了“信、達、雅”的一統天下。奈達本人也曾10多次來到中國，在廣州、北京、南京、上海、重慶、西安等地的高校講學。奈達是一個學術視野寬廣、不囿成見、謙虛謹慎的學者，與中國翻譯界有廣泛的交往和良好的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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